应对挑战赢得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 | 季晓莉

    面对疫情冲击和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面对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多方面挑战，如何以改革应对变局开拓新局，如何推进关键性基础性重大改革的突破，如何应对挑战并赢得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近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邀请国内专家学者举行在线改革形势分析会，就这些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土地要素：与市场化人口流动趋势相适应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彭森认为，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进程相对缓慢，政府对土地要素计划管理、行政配置的比例比较高，高度集中、统一垂直的土地配置方式和市场经济的要求不相适应。由于城乡土地要素流通不畅，土地要素配置与工业化、市场化和人口流动的趋势也不相适应。
    彭森表示，无论是从问题导向要求还是目标导向要求，都要求加快土地制度改革。为此，“十四五”时期一是应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重点是全面深化农村土地征收制度改革，实行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同等入市，同价同权；二是应进一步深化产业用地市场化的配置改革，充分利用市场经济盘活存量用地和低效率用地，扩大国有土地有偿使用的范围，推进国企存量用地的盘活利用，同时完善盘活存量建设用地的税费制；三是应合理利用闲置用地和现存土地，关键在于深化农村宅基地改革，实质性启动宅基地退出权改革，鼓励宅基地盘活利用，探索宅基地跨集体流转；四是应进一步改革土地计划管理方式，赋予省级政府更大的用地自主权。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原主任宋洪远认为，本轮土地制度改革涉及到三个方面，包括土地产权制度、要素市场、产业发展用地制度:“改革旨在解决土地怎么利用的问题。如果改革到位了，政策落实了，就能够激活农业投资主体。激活最重要的土地要素资源，由此为培育和建设市场经济打下重要基础。”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所副所长、研究员姜长云认为，科学理解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应注意不能把面向乡村振兴的改革单纯理解为乡村空间范围的改革，应从国家战略角度理解乡村振兴或者是城乡融合问题；应将推进改革和强化规划引导结合，形成“中心化提升、网络化发展”的都市圈格局，培育城乡融合发展平台；要注重完善公平竞争制度，借此解决农业农村权利被边缘化问题；应有底线思维，例如禁止破坏农村资源环境。

劳动力要素：解决人的经济活动机会不平等问题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会长宋晓梧指出，劳动力市场是要素市场中最活跃、最根本的市场，而且是这几个要素中最根本、最重要的要素，土地和资金没有劳动力的运作和联系就运作不起来。完善劳动力市场的配置，当前重点是两个“畅通”，即畅通落户渠道和畅通职称评定渠道。技术要素则包括技术产权的两个激活：激活技术产权的激励，激活中介服务的活力。
    “把数据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是一个创新的提法，可以探索，但要考虑更好地保护公民隐私权。此外，还应该重点研究企业家的管理要素。”宋晓梧表示。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刘守英认为，疫情后首要任务在于从极端应对疫情的体制尽快恢复到常规体制，尽快恢复要素的流动和市场经济活动的联系。应大力发展乡村产业，提升乡村的经济活动机会，让乡村经济活动从单一化、窄化走向多样化，提高乡村经济活动的回报率，打通城乡要素市场的对流，由此释放我国乡村的巨大发展空间。
    “未来决定城乡关系的重要因素由原来土地制度的行政配置转向人的流向，在下一轮城乡发展进程中，应通过人的城市化解决人的经济活动机会与人的权利的平等，在此基础上推动土地制度的改革、要素市场化改革和人的城市权利的改革，从而为我国经济重构和下一步改革拓宽空间。”刘守英认为。

全要素生产率：深化市场配置改革迫在眉睫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认为，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很大程度上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降带来的。“‘十四五’时期，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突出重点，分类推进。”
    他表示，在劳动力、土地、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领域，改革的目标是消除要素配置扭曲，把资源配置到效率更高的领域，使经济达到潜在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在技术、数据等新生产要素领域，改革的目标是加快培育发展技术和数据要素市场，推进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和产业技术变革，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使潜在的生产可能性边界达到国际前沿水平，从而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潜能。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建议，要素配置改革应着眼人的发展和社会治理改革，从人的解放发展和社会治理改革的新视角来谋划；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不是完全割裂的两个板块，而是很大范围内形神兼备的有机整体；承认尊重产权等提法，激发内部活力，增加管理要素即企业家市场体系完整化；在实践中可把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配置结合起来，拓展到某些自然资源、社会资源以及行政资源方面。

与国际标准接轨：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深化服务业市场化改革既是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连接点，又是开放与改革的连接点。“深化服务业市场化改革既是释放巨大内需潜力的关重点，也是释放服务贸易优势以赢得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的关键；深化服务业市场化改革既是推进高水平开放的重大举措，也是深化市场化改革的重大任务；以制度型开放深化服务业市场化改革既是应对变局的主动之举，也是开拓新局的主动之举。”
    他认为，以制度型开放深化服务业市场化改革的当务之急是形成公开市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例如，打破社会资本进入服务业的各类有形和无形壁垒，全面实现服务领域的平等竞争，以产业政策转型促进服务业市场化改革。此外，应充分发挥科技革命对深化服务业市场化改革的推动作用。第三，应以制度型开放深化服务业市场化改革，关键是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与国际对接。例如，在医疗健康领域引入国际管理与标准，推动这些领域的制度型开放。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认为，应抓紧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体而言：应紧盯国内循环发展的重点，精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以我为主构建双循环的关键，夯实国内循环体系的体制基础，畅通国内循环体系的基本环节，优化国内循环体系的空间布局，筑牢国内循环体系的产业根基；应提升国际循环的控制力和稳定性，争取区域循环的新突破，应营造更具国际竞争力的营商环境，以“一带一路”为重点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加快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应统筹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融合发展，注重两个循环的内在关联和协调，强化国内外产业链的关联互动，防止两个循环生态体系的脱钩，推动关键领域的进口替代，打通国内国外循环的痛点和堵点。